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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漢英詞典》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

        世界之有漢外詞典,當從400年前計起。16世紀末,利瑪竇(Matteo Ricci,1552-1610)、金尼閣(Nicolas Trigault,1577-1628)等耶穌會士抵華,為方便新來教士學習漢語,遂著手編寫一部漢語—拉丁語詞典(Dictionarium Sinico-Latinum)。這部按音序排列的漢拉詞典完稿于1598年,是迄今已知的第一本西洋漢外詞典,只可惜一直未能出版,其手稿據信仍藏于羅馬耶穌會檔案館。以后又有漢意、漢葡、漢西、漢法等各類詞典手稿或寫本,大都出自傳教士之手。17、18兩個世紀,西士為學習漢語編纂的漢外詞典、字詞手冊、注音字表之類多如牛毛,而有幸刊印成書的只占極少數。中國學者最熟悉的大概是《西儒耳目資》(1626年刊刻于杭州)。初看起來,這也是一本供西士學漢語用的字表,但它使用的拉丁拼讀法卻是首度公之于世的漢字注音系統,堪稱現代漢語拼音方案的嚆矢。除了在注音方面有功于中國語言文字,早期漢外詞典還在中西物名的移譯、概念的詮釋、慣用法的描述,乃至對漢語結構特性的認識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嘗試!

       漢英詞典的編寫開始得晚,因為英美人來華晚。但因為有前人的漢外詞典可資參考,有更多的中國學人參與,漢英詞典的編纂出版似乎更為順利。第一本正式印行的漢英詞典,是英國人馬禮遜(Robert Morrison,1782-1834)主編的《五車韻府》(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),1819年出版于澳門。這之后,到20世紀中葉,在華英美學者陸續編出多部漢英詞典,舉其收詞眾、體例嚴、影響大者如:衛三畏(Samuel Wells Williams,1812-1884)主編的《漢英韻府》(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,1874);翟理斯(HerbertA。Giles,1845-1935)主編的《華英字典》(A Chinese-English Dictionary,1892);馬修士(R。H。Mathews,1841-918)主編的《漢英字典》(A Chinese-English Dictionary,1931)。這三部漢英詞典都梓行于中西通商的最大口岸———上海!

       早期漢外詞典的對象基本上是外國人,漢英詞典也部分沿承了這一傳統。譬如翟理斯在《華英字典》扉頁的題記中寫道,“學漢語是一場苦役”,他希望這本詞典能夠幫助“駐華領事館同事以及其他漢語學習者”減輕負擔(當時他的主要身份是劍橋大學中文教授,但還兼任“大英帝國駐寧波領事”一職)。不過,最早的漢英詞典也已顯露出另一種考量,那就是為中國人學英文服務。從《五車韻府》封面上的一句話,可以窺知國人對此書的興趣:“博雅好古之儒所據以為考究,斯亦善讀書者之一大助。”一個甲子后,上海點石齋重印《五車韻府》(1879),序言稱:“蓋自中國創設各關口,與泰西各國通商以來,不下數十年,而其間人材蔚起,研究西學者指不勝屈。但研究西學,如不展閱兩文字典,則學問不得其精,文理亦不得其當。”由此可見,為國人掌握英文、研探西學鋪設便捷之徑,也是早期推廣漢英詞典的附帶目的,F在我們編漢英詞典,對象的主次已經換了位,首先是服務于我國的“翻譯工作者、英語教師和學習英語的讀者”,其次也希望“學習漢語的外國朋友”成為我們的用戶(見本詞典1995年版《前言》)!

       漢英詞典的編纂出版史是與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同步的,進入20世紀同樣如此。1978年,文革甫畢,中國大陸便出現了國人自纂的首部漢英詞典,即本詞典的第一版,由商務印書館印行。改革開放三十年,北外的這本《漢英詞典》也恰好走過了三十年,這不是巧合,這是漢英詞典出版史與中國社會發展史的呼應。雖說問世于1978年,《漢英詞典》的編纂工作在運動正盛的1971年就已起步。那是何等艱辛的年代,編纂者卻憑仗學人的一份責任感和敬業精神,克服社會環境、資料條件等種種限制,及時完成了一項龐大的工程。在國人的漢英詞典編纂史上,這第一步極為重要,以后無論哪本漢英詞典,無論續編、新編、另編,或多或少都受惠于1978年的第一本。當然,一個時代總會有自己的問題。1978年版終究帶有十年動蕩的遺痕,改革開放以后,中國社會迅猛推進,漢語詞匯快速更新,因此不久就有再版的必要,并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(以下簡稱“外研社”)于1995年推出了《漢英詞典》修訂版。同時,其他漢英詞典也陸續面世,如吳光華《漢英大辭典》(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,1993)、德范克《漢英詞典》(漢語大詞典出版社,1997)、吳景榮、程鎮球《新時代漢英大詞典》(商務印書館,2000)以及惠宇《新世紀漢英大詞典》(外研社,2005)。這些作品當中,有的以詞類標注細膩而系統出眾,有的以科技詞目豐富取勝,有的因收詞多、例證詳而廣受稱許。如今的漢英詞典界,真正是諸家爭妍、各呈所長,也唯有如此,詞典業才能興旺,使學界和市場雙雙獲益!

       市面上的漢英詞典已經不少,本詞典也已出過兩版,而今再添這一版,在盡量保持原有格局和特色的基礎上(譬如大部分取自經典、詩詞、近代白話小說的例證得到保留),大抵有三點總體的考慮:一是兼顧學術和實用;二是以語文詞條為主,兼收百科詞目;三是以當代漢語普通話為準,兼承書面傳統,酌采方言詞語。這三點實際上也是本詞典初版所制定、修訂版所沿循的編纂思路!

       詞典是給人用的,所以總要考慮方便實用。但詞典又要梳理一種語言的詞匯單位,歸納出一個明白的系統,因此須有一定的學理貫穿其中。就以詞類的詮釋來說,早在《五車韻府》中,編纂者便試圖界定一些詞的語法功能,比如把“個”字釋為“一個前置于各種名詞的小品詞,表示個體性”(A particle that precedes a variety of nouns,denoting individuality。)。后來的漢語詞典和漢英詞典把“個”標作量詞,只不過是以明確的詞類標記取代了描述性的語法說明,處理手法有所不同,實質的理解與《五車韻府》并無出入。而馬禮遜能形成這種定義,則是因為當時西方人對漢語語法已有一定的研究。他本人在編寫詞典前就出版過一部漢語語法書———《通用漢言之法》(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,Serampore,1815)。語法研究的成果,特別是對詞類的認識,很自然地會在詞典編纂中體現出來。國人自己的漢語語法研究,即現代意義的中國語法學,起點在馬建忠所著的《馬氏文通》(1898)。百年來,語法學家對詞類劃分的認識在漢語詞典的編纂中逐漸得到反映,《應用漢語詞典》(商務印書館,2000)、《現代漢語規范詞典》(語文出版社S外研社,2004)、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第五版(商務印書館,2005)等先后較系統地提供了詞類標識。漢英詞典也不落后,吳光華《漢英大辭典》、德范克《漢英詞典》、惠宇《新世紀漢英大詞典》等也都先后標注了詞類。過去漢語界有一種說法,叫做“詞無定類”。漢語的詞究竟“有定類”,還是“無定類”?如果有類可循,其界限在哪里,判別的標準又何在?關于這些問題,語法學界仍將有一爭,但在詞典界,看來人們寧可信其有。畢竟,漢語的詞類總不至于是一團糨糊,毫無統系和章法。詞典編纂家多傾向于實用,把語法家們的分歧擱置起來,求諸一個大致可行的詞類框架!

        標注詞類的工作大家都在做,本詞典只是順從趨勢而已。但在已有基礎上,我們還想試著再進一步,把標注做到底,做到單個的字。在這方面,以往也有過一些嘗試,包括本詞典的上一版。從1995年修訂版《前言》中的一句話,可以看出編纂者當年也思考了單字涉及的詞性問題:“對單字條目中的粘著語素(bound morpheme)作了有別于自由語素(free morpheme)的處理。”具體做法是:凡是本身沒有意義、只做構詞成分的單字,如“蝴蝶”的“蝴”(hú)、“仿佛”的“佛”(fú),在釋義時用“see below”(見下)或“see”(另見)表示。本次修訂中,則不再迂回說明,直接采用明確的標記:“蝴”、“佛”只是無義音節,并不是語素(=詞素),故標作音;雖有意義而一般不獨用、只作構詞成分的單字,如鹒(gēng)、“榪”(mà),則標作素。有些字現在不獨用,但在古時候卻成詞,例如“蝮蛇”的“蝮”(《說文解字》:“蝮,蟲也”;《玉篇》:“蝮,毒蛇也,蝮蜇手則斷。”),是一個單音節的詞。遇到這一類字,我們仍視為獨立的詞,如“蝮”字標作名,只是加注了語體標記〈古〉。由于漢語歷史久長,致使古今形成明顯差異,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也相當大,經常需要把詞類和語體結合起來考慮。在語體和修辭色彩的標注方面,本次修訂也做了一些改進,區分了文言、書面語和口語。另外,考慮到不同語體之間的差別未必是絕對的,很多場合下只是程度問題,我們在有些詞目的語體標記前加標了“多”、“常”等,例如把“然而”標作〈多書〉。表示語氣轉折的連詞有好幾個,“然而”是其中較正式的一個;口語里也不是聽不到,但如果一個人平常說話總是“然而、然而”的,就顯得書卷氣。平常我們說“可是”或“但是”。至于“然則”,口語里基本上聽不到,標作〈書〉就不會有疑義!

       名、動、形、副等詞類標注是針對漢語的詞目設立的,而漢英兩種語言的詞類劃分和布局畢竟不同,所以有時候,英文釋義所用語詞的詞類與漢語詞目的標記并不一致。一般說來,我們會盡量讓原語和譯語的詞類一致起來,一則可以顯出英漢兩種語言的共性,二則語感上會舒服一些,三則還可以多提供一種表達。例如,“維和”譯作“peace keeping”當然可以(例證有“ ̄部隊peacekeeping force”等),但既然這是一個動詞,就不妨把譯義改作“keep(the)peace”(例見外研社《牛津英語搭配詞典》,2006)。在標注詞類時,我們參考了《現代漢語詞典》(2005),必要時則會加以補充或另標。比如“退票”,《現代漢語詞典》標作動詞,本詞典第一版(1978)也只有動詞釋義,不過修訂版(1995)已經把這個詞處理為動、名兩用:①return a ticket;get a refund for a ticket②a returned(o runused)ticket:等 ̄look for a returned(orunused)ticket。本次修訂不必改動原有釋義,只須添加詞類標記。對于“退票”、“退款”等動詞和名詞用法都很常見的兼類詞,分別標注詞類更為合理!

       本詞典是一部“中型語言工具書”(1995年修訂版《前言》),此番新修也無意改變這一定位。這意味著,我們要控制篇幅,避免規模過大。以單字條目“塾”為例,由于“家塾”、“私塾”都另行單獨成條,就不再重復引舉這類詞作例證,而用參照標志示以這些常見的搭配。一方面要儉省篇幅,另一方面也要確保釋義完整、例證充足。對于單字條目,配備例證時盡量求其本字用法。仍以“塾”為例,一般詞典上所舉的例詞不外乎“家 ̄”、“私 ̄”。然而,何妨采用“六歲入 ̄enter a private school at six”作例證,把“家 ̄”、“私 ̄”列為參照條目。有的詞典希望讓人用著方便,不必花時間另頁翻查,于是在“塾”字底下完整地給出“家 ̄、私 ̄”等例證。這樣做自有好處,相關詞語立時可見,但也有弊端:假若所有的詞都既獨立成條,又充當例證,一本詞典中復見的內容勢必增加,部頭自然就大了。部頭一大,端在手上沉重許多,卻也是不便。另外,印張多了,消費者得多掏錢,是又一弊。“有利必有弊”,老話說得一點兒不錯。不同的詞典有不同的思路和編法,從某個方面看可能很好,換個角度看卻是不足,恐怕難以面面俱到。所以,纂者不必互相貶抑,識家也不必攻其一點!

       既然是語文詞典,生活中常見的普通詞匯就應多收,爭取不遺漏。當代中國的語言生活異;钴S,網絡語匯尤其豐富多產,創意無窮。對于俚俗的新詞新義,是收還是不收,酌收哪一些,人們的看法會有分歧;蛘J為,詞典收詞須求穩定,要等一個詞穩固下來,成為詞匯的一員了,才收列作詞目。這種意見當然不無道理,不過有時候,并不容易判斷一個新詞是否已經得到穩固,其穩態又能維持多久。筆者的看法是,只要是億萬百姓口中常說、筆下鍵下常見的新詞新義,哪怕可能只是漢語發展史上的匆匆過客,幾年后興許會退出使用,也都可以收取。詞典有諸多功能,其中之一便是實錄一個時代獨具的字詞及用法。詞典不但是為今世服務的,詞典也是為后人編纂的:要讓后世在回顧21世紀之初的歷史時,能夠在我們的詞典中找到這個時代特有的詞語!

       未來一二十年的漢英詞典界,會呈現怎樣一種態勢呢?可以預見,隨著中國與外部世界日益交融,華夏文化逐步走出國門,漢英詞典也將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。本詞典已收錄不少關于中國文化的詞目,接下來或許可以在已有基礎上提煉和擴充,編纂一部更具中國文化特色的詞典。我們所說的中國文化,不僅是基于典籍和考古的傳統文化,還包括五四以來的新文化,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文化;不是單一民族的漢文化,而是融聚多民族元素的華夏文化;也不是限于大陸一方的文化,而是涵蓋港澳臺等地的大中華文化。另外,海外漢語學習者的群體日見龐大,考慮到這方面的需求,還可以致力編纂專為對外漢語教學服務的漢英詞典。供外國人學習中國語文使用,這本是西士當年著手編寫漢英詞典的初衷,今天我們也不應忽視漢英詞典的這一用途。一部外向型的漢英詞典,可能需要偏重當代生活語匯,對用法差異作充分的辨析,提供更多的搭配和例證,突出說明外國人學漢語的難點等等。再有,漢英詞典可以進一步專門化、系列化,分別滿足科技、商務、政法、體育、旅游休閑等各行各業讀者與用戶的需要。在這些方面,已具相當規模的外研社雙語平行語料庫應能一展身手!

       近年來,電子媒質的介入使得詞典編纂的工作平臺大為改觀。前人只能用紙和筆,手工制作卡片、謄寫詞條,今人則在計算機上直接操作,紙筆已成輔助工具。更有外國出版社,開發出專供編修詞典使用的軟件,依靠自家的語料庫,撰條、潤色、增刪、定稿都在網上進行。這些不外是技術手段,我們可以學、應該學,學起來也不至太難。真正難的是,紙質詞典如何應對電子詞典、網絡詞典的挑戰。電子詞典與紙質詞典的區別還只在于質材和形制:把紙本做成電子版,查找起來快捷了,攜帶起來也輕便了,而實質內容、編纂方式都未改變。網絡詞典大抵有兩種:一種是把電子詞典設在網上,看起來雖然界面宏闊,實則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,是紙本在視屏上的延伸,只不過俾便了關聯條目的互參,提供了更多的相關信息和豐富的站點鏈接;另一種則不同,采取在線自由參與、共同編創的方式(如WIKI),一改千百年來始終由一小批詞典家圈定條目、給出釋義的做法。后一種類型的網絡詞典才是一場真正意義的革命,把語詞從專家手中解放出來還給民眾。須知語詞本來就存活于億萬民眾的口中和筆頭,如今還詞典于民,是讓語詞回歸自然,回到它們所由產出的源泉。在網上,詞典編纂的空間開放了,界面自由了,編者與讀者的界限模糊了,主體與客體的區別也不再重要。如果說有網絡詞典學這一行,從業者的任務已不是親自編纂詞典,而是如何協調和管理詞典。面對網絡詞典的這種創新,紙質詞典也應該思變。但怎樣變?眼下似乎還沒有答案,有待學界業界一同去探索,通過實踐逐步實現變革!

       本詞典第三版編修過程中,北外同仁出力最勤,外間學者也貢獻良多。言難抒意,甘苦自知,謹借新版面世之機,向所有合作與支持者道一聲:謝謝!而詞典發行之日,也是編者心生惶恐之時,愿聽各方指教,冀望日后再修!

      。ㄞD自中華讀書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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